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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改革-周秉昆在生活中发现「几乎所有底层人家-大连长兴岛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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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曉聲說:「我從小生活在城市,更了解城市底層百姓生活。我有一個心願: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。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。到了六十七八歲,我覺得可以動筆,也必須動筆了。我想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,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麼樣子,對他們將來的人生有所幫助。」從讀者的角度,我以為,《人世間》完成了他的心願,在百萬字的鴻篇巨製中,我們不僅讀到了從前的故事、故事裏的中國,而且讀到了新中國第一代工人及其子女的人生悲歡。他們是中國平民中的「精神貴族」,持守着與人為善、律己向善的心念,身體力行着梁曉聲致力追求的「好人文化」,把生活饋贈的一切分贈給他人。

具有烏托邦意味的鄭娟如前所述,《人世間》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,作者塑造了以周志剛一家人為中心的「平民好人」的群像。在這些人物身上,作者寄託了對人生和人性的思考。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秉昆的妻子鄭娟。在我看來,這個人物是理解三卷《人世間》的鑰匙,讀懂了鄭娟,才能讀懂了這部一百多萬字的大書裏的精神內核。

周秉昆與鄭娟的愛情歷經波折,幾乎是最不被祝福的,卻又是最堅貞無瑕的。表面上看,周秉昆拯救了鄭娟,把她從悲慘的境地中解脫出來,給了她愛情、家庭,在更深的層面,則是鄭娟拯救了周秉昆。如書中寫道,周秉昆第一次見到鄭娟後,就感到「自己一下子變成活了一百多歲的老人似的,彷彿歷經了許多人間滄桑,對某些事情有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」,他內心堆積的那些髒東西,也被沖走了。鄭娟的存在,是全書現實主義主基調裏的一抹浪漫的烏托邦。作者對鄭娟的描寫,滲透了一種超越世俗的神性,不但令這個人物光彩奪目,而且給最普通的小人物以及他們的凡俗生活賦予了高貴的品格。周秉昆因刊登反對「四人幫」的詩而入獄後,鄭娟毅然擔負起了照顧周家老小的重任。兒子周楠在美國見義勇為遇害後,周秉昆當即吐血昏厥住院,鄭娟表現卻得相當堅強。她保持鎮定,赴美處理後事,拒絕了基金會的救濟,表現出了大度和寬容。在美國的追思會上,她說「作為母親,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國母親,我對兒子唯一的教育,就是希望他長大後是一個好人。如果他竟然不是一個好人,那麼他不管多麼出人頭地,都會讓我傷心。現在,他用行動證明了我的希望沒有落空。我有多麼悲傷,同時就有多麼欣慰……」這番真摯的話感動了參加追思儀式的所有人,讓美國人對這位中國母親充滿了敬意。

圖:梁曉聲著《人世間》,中國青年出版社

值得注意的是,這種衝突不是通過激烈的矛盾體現出來的,而是與全書風格一致的紓緩、平靜的敘述中言說的。有時通過書中人的心理活動或語言,有時則是作者直接出面的分析。比如,周秉昆在生活中發現「幾乎所有底層人家,都希望能與一戶有權力的人家攀成親戚,即使八竿子搭不上,能哈着往近了走動走動也是種慰藉。即使從不麻煩對方,但確實有那麼一種關係存在的話,那也足以增加幾許生活的穩定感。」翻遍全書,周氏兄妹碰到難題時,幾乎都是掌權者或者他們的子女「仗義出手」,才得以順利解決。這也恰好解釋了周秉昆發現的平民的心理何以形成,也把社會中深刻與殘酷交錯的肌理展現得清清楚楚。

更重要的是,作者沒有把「不平等」直接刻畫為群體對立,更沒有表現為某個具體人物的「惡」,相反,書中不論位高者還是卑微者都在思考着這種「不平等」。周秉義的岳母金老太太是老革命,在和同樣是老革命的曲老太太聊天時說:「近來我也常反思一個問題,當年我們兩口子,你們兩口子,都是底層人家兒女,我們鬧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,為的是老百姓,那是真心實意的,不怕坐牢,不怕犧牲。革命勝利了,我們成幹部了,還是願意用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』這句話勉勵自己。可是呢,我們的兒女搞對象,我們卻特別反對他們與老百姓人家的兒女結成夫妻。說到底,是我們自己怕和普通老百姓結成了親家。」這正是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態度,它要求作家歷史地看待現實,在保持歷史理性的同時,又對現實給予人文關懷。

順生活之流而下《人世間》的故事是從一九七二年真正開始的,一直寫到了當下,橫跨四十餘年,不可謂不長。而這半個世紀,也是中國發生巨變的歷史時期。那些宏大的歷史,構成了書中故事的大背景。作者以普通百姓的視角,對宏觀歷史變遷作出了屬於《人世間》的敘述。比如,一九七二至七三年,是「文革」浩劫中的一個轉折,國民經濟出現了好轉的趨勢。對此,書中是這樣寫的:「一九七三年春節,比一九七二年春節供應的年貨多了些,A市的市民可以買到中國用大米從朝鮮換來的明太魚了。」再如,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大潮之下,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,文化領域更是如此,既經歷着經濟潮流的衝擊,又面臨着政策調整的考驗。在書中,周秉昆所在的《大眾說唱》雜誌社辦演出公司、到南方「走穴」的曲折命運對此加以呈現。企業轉制改革,又是關係許多人命運的一件大事,周秉義主政的軍工廠的改革充滿了悲辛,「昔日機床前操作車鉗銑刨得心應手的技術工人,開始自謀生路,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築工地上當起了挑抬搬運的苦力工,或給瓦工水泥工們當徒弟,僅拿比小工們多一點兒的工錢。……他們都很顧面子,不願被看出是軍工廠的工人,用墨水把工廠服上的廠標塗黑,但工作服的樣式還是能讓人認出他們的身份。日子一久,也就無所謂了。」他們還在農貿市場賣自己成套的工具,以及以往省下的勞保用品,獲獎所得的毛巾、肥皂、筆記本……這樣的細節無不來自於生活,也只能來自於生活。

生活是文藝的源泉。對於創作者而言,尊重並理解生活,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技術。如巴金先生所言,把藝術和生活揉在一塊兒,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美麗、健康而且有力量、有靈魂的。《人世間》就是這樣的作品,是來自生活的饋贈。在這部書中,作者始終保持了平視生活的姿態,不動聲色地講述生活本身的故事。如果說生活是一條河流,那麼《人世間》好比一條不以人力控制的小船,漂浮在河流之上,任由河流本身的走向和力量,驅動着或前行或後退或打轉,閱讀者如同坐在船上的客人,很快就進入到河流自有的生命節奏中了。於是,在小說樸素直白的語言中,我們被書中的人物所感動,隨着他們的命運沉浮而心情起伏,在他人的生活中照見了自己的靈魂。

現實主義與歷史感在《人世間》靜水流深地敘述中,又滲透着作者的反思和批判,與前文談及的歷史敘述一樣,它依然是從百姓視角發出的,雖不高亢但執拗有力,構成了瀰漫全書的一種特殊音調。最明顯的是對階層和社會地位差異的描寫。周秉義的妻子郝冬梅、周蓉的戀人蔡曉光都是與周家地位懸殊的官二代,周秉昆在工作中也結識了居於高位的老幹部。這就為展示不同階層的生活、觀念的衝突提供了可能。

全書結尾時,周秉義因病去世,半年左右,郝冬梅再嫁了,兩人舉行了洋派的婚禮,神父主婚、兒童唱詩班唱聖歌。得知這個消息,周秉昆有些失落。再見到郝冬梅時,他的心情更為憂傷。當時,郝冬梅「穿件貂皮大衣,腳上是半高靿的高跟靴,挽着丈夫的胳膊。」「郝冬梅略微胖了些,氣色很好。她到韓國做了整容,小手術恢復得快,感覺一下子年輕了五六歲,一臉重新找到歸宿的滿足。」他們簡單寒暄之後,就各走各的了。秉昆不知不覺流淚了,「他意識到一個明確的事實——郝冬梅是他嫂子的這一層關係,歷史地徹底結束了。」他們和曾經的嫂子「如同兩條道上的車,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,互相掛行了幾十年,而現在分開了,各上各的道了。」在前文中,作者曾分析過周秉義和周蓉與官二代郝冬梅、蔡曉光的跨越階層的姻緣,得益於三個條件,一是顏值高形象好,二是善良正直,三是熱愛讀書,然而,這一切真正發揮作用,終要靠任性的「扳道工」。讀到這裏,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現實主義的魅力,也深為作者強烈的歷史感點讚。

作者的敘述不動聲色,就像草木的自然生長與凋零,然而,這段歷史的過來人或稍知中國當代史的人都知道,看似平靜的水面背後,是激盪磅礴的歷史潛流,它埋伏在生活之湖的深處,一波又一波地衝擊着社會的結構,直到將其面貌完全改變。最近幾年,內地出現了不少以改革年代為題材的文藝作品,如電視劇《雞毛飛上天》。值得注意的是,多數作品都把筆觸對準改革者或創業者,如果說這樣的處理是直接關注到了改革的A面,那麼,《人世間》則從改革的B面透視改革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變化,把更多的筆墨給了改革巨變的「承受者」。正如作者在書中直言,「改革年代的艱難,首先體現在草根階層」。面對當官的呂川「陣痛將是難免的」的論調,昔日的老友孫趕超拍案而起,「憑什麼要我們忍受『陣痛』,讓一小撮人趁火打劫發不義之財?」作者讓這些在歷史和文藝中經常「失語」或者平面化為忍受變革「陣痛」的人,站立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。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故事。而且,作者對生活本身的觀察、尊重和理解,使他得以用生活的刻度理解歷史的進程,而不是在歷史的刻度下尋找所謂「生活」,他的敘述也就具有了一種坦蕩、通透又無畏的特點。

或許因為我們國家城市生活的歷史還不夠悠長和深刻,或許因為我們把握城市生活的文藝思維與語言還不夠嫻熟,在當代文藝史上,比起農村題材來,城市題材的厚重之作並不多,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則更少。新近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《人世間》,則提供了這方面的樣本,豐富了當代文學的譜系。在這部一百一十多萬字的巨著中,作者梁曉聲以北方省會城市一戶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,描寫了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,以平民視角觀察歷史變遷,既讓人為人間煙火中的道義擔當感動,又讓人思考人性的複雜。

鄭娟這個人物很有意思,如果說周秉義、周蓉乃至周秉昆的人生都或深或淺地與時代變遷聯繫在一起,那麼鄭娟簡直是一個與時代隔絕的人。她的故事完全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時代。她與世界的風雲變幻無關,她甚至沒有「前史」可言,她是賣冰棍的「母親」撿來的。她有個弟弟,是盲人,也是撿來的。母親靠賣冰棍把兩個人拉扯大。與權貴相比,生活在「光字片」的周家,已是社會底層了。鄭娟則生活在這個底層社會的「底層」。周秉昆受「瘸子」之託,第一次去找鄭娟時,發現她家的居住環境是這樣的:「鄭娟家住的那條衚衕裏根本沒有磚房,也當然不會有南方才有的木結構房子——約一里半長的衚衕兩旁,挨得非常緊密的土坯房幾乎連成了兩道黃泥牆,家與家戶與戶的分離,完全由那種黃泥牆上開出的低矮而朽殘的門來顯示。」鄭家有兩道門,第一道是歪斜的破門,第二道門後就是唯一的一間住屋,十五六平米,「有一張舊桌子,一把讓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,還有看上去同樣不結實的臉盆架。此外,再無其他什麼東西。連箱子也沒有,夏秋所穿的為數不多的衣服,疊放在炕的一角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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